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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冲冠一怒为花边”:鲁迅与李小峰的版税纠纷

我最末问《疾驰》稿费的信,是上月底,鹄候两星期,仍不获片纸只字,是北新另有要务,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,虽不成知,但要之,我必当进行编纂,因为虽是雇工,佣仆,屡询不答,也早该炒鱿鱼了。现已第四期编讫,后不再编,或停,或另请人接办,悉听尊便。

那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,家庭收入每月100元至200元算是中等阶层,每月60-70元属于一般市民阶层,而贫民阶层的收入不到30元。鲁迅的小家庭马上就是三口人,还要请保姆,孩子的出生、抚养以及在北京的母亲和原配朱安的生活费等等,都是极重繁重的经济累赘。鲁迅不停热心协助青年以及购置藏书,还按期赞助“左联”和一些文学社团,这也是不小的开支。所以鲁迅必需担保每月收入在300元摆布,威力取得相对安靖的生活环境。然而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均匀月收入只要一百九十多元,这固然有刚到上海暂时没有更多作品的起因,但北新书局克扣版税才是主要起因。

鲁迅终其一生对经济收入不停器重,不停为经济独立而奋斗。当年鲁迅被蔡元培邀请担当教育部佥事,薪水是每个月200大洋,这在那时属于中产阶级,因为其时北京市民一个月有二三十元已可维持小康程度。但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工资,鲁迅实际拿到的远不到此数。鲁迅是宗子,要负责养家,每月要把一半工资寄给绍兴老家,还要承当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。后来鲁迅的母亲、妻子和周作人、周建人兄弟等都来到北京,鲁迅的累赘就更重了。按说周作人也在北大任教,两人的收入维持这个大家庭没有问题。但一方面是收入每每不能及时得到,一方面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掌管财务,花钱大手大脚,甚至入不足出。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中,每每有他向朋友借钱的记录。并且这个时候的鲁迅,尽管颁发很多口语小说,却很少有稿费收入。稿费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,是鲁迅到上海后的事情。此刻他既然知道出版商拖欠版税,固然要采纳须要门径追回。

就在鲁迅请好律师的那天也就是1929年8月12日,他终于收到李小峰的回信,此中还有给鲁迅的版税及编纂费各五十元,这更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心——因为不只只要五十元版税,并且编纂费原来不停是一百元,李小峰在没有任何解释的状况下就减为五十元,鲁迅一气之下把这钱给退了回去。并且北新书局不单把出版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,以至为了赚钱居然在鲁迅主编的《语丝》杂志上登载低俗的性病广告——这更让鲁迅无奈忍受。当天晚上他写信给李小峰,以进行编纂杂志暗示抗议。信中这样的文字鲜亮看出鲁迅的仇恨:“虽是雇工,佣仆,屡询不答,也早该炒鱿鱼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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